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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历史文化转载(感兴趣进)

发布者: 白玉光 | 发布时间: 2016-4-19 11:54| 查看数: 5365| 评论数: 643|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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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白玉光 于 2016-4-19 11:57 编辑

      先秦时期,雄踞我国南方、境土广大的是楚国。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次年占领楚国全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故地。但在政治上并未得到真正的稳定。六国遗民一直在反抗着。公元前209年,秦始皇一死起义随即爆发,而推翻秦帝国的主力正是楚人。刘、项之争,双方领导力量又都是楚人。刘邦建立汉朝,其核心几乎全为楚人。他们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逐步稳定了大局,开始走向长治久安。

      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后,终于完全形成了统一的汉族。从此,楚族和楚文化融入于根基深厚、具有更高度兼容并包精神的大一统汉文化海洋之中。而只在荆楚故地仍保留着一些地方特性而已。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

      楚立国800年,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独特的贡献。楚是最早推行县制与封邑并立的国家之一;楚人又较少种族偏见,虽灭国数十,却能在南方的广阔地域内,打破原有的邦国、族类界限,形成一个种族、文化上矛盾较少,内在凝聚力较强,并且不断丰富、发展的楚文化体系,为汉族的形成和秦汉统一的实现,特别是为此后以汉族为首的各族人民逐步开发南方的广阔天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人富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几百年中,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长江流域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的经济开发。近4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楚国故地清理、发掘春秋战国时楚墓已达5000多座,还调查、并发现了一大批古城址、村址和其他遗址。其中包括河南浙川县下寺铜器墓群。


      依照先秦典籍和古文字资料记载,楚人为“帝高阳之苗裔”·是所谓“祝融八姓”中芈姓的一支。殷商末年,由首领鬻熊率领,投附周人。周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绎为楚国君主,居丹阳,傍荆山,成为西周王朝体系中的一个小国。约在西周后期。楚人为摆脱周人的压力,逐渐南徙,谋求独立发展。熊渠在位时,曾一度衰落。至春秋早期,始蓬勃兴起,陆续征服了江汉一带的众多邻邦,渐成为地广千里的南方大国。

早在公元前704年楚国兴起之际,楚武王熊通即已开始称王。整个春秋中、晚期,楚人致力于控制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角逐霸主地位。在战国中期最为强盛,号称“地方五干余里,带甲百万,车干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楚人举国东迁,以淮河流域为中心,又继续坚持了50多年,期间,败秦,灭鲁,取江南越地等。秦并六国过程中,灭楚最费力,几于倾国出师,以60万众历时两年,才将楚地平定。”(待续)

最新评论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02
本帖最后由 白玉光 于 2016-4-19 12:09 编辑

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始祖,那是一位神格化的人,或者是一位人格化的神,通常享有建不世之殊勋的荣耀。他们受到这个民族笃实而真诚的崇拜,赋予这个民族以生存的勇气和进取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夸张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集中地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理想。

    那么,楚人的始祖是谁呢?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奉祀祝融和鬻熊,楚王忍无可忍,兴师问罪,把夔子废黜了,把夔国灭掉了。鬻熊是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祝融则是楚人的始祖,不奉祀鬻熊已罪不可恕,不奉祀祝融则罪莫大焉。

    《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问,明确指出楚国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一则最早的记载,时在西周末。

    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的楚左尹邵,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其中就有祝融,这是证实楚人的始祖为祝融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假如不满足于祝融,而要上推到比祝融更早的颛顼或者高阳,似乎也不无线索可寻。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的起句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屈原博闻强识,以楚人言楚事,其必有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也是祝融的后代,而且治史如理丝,所言也绝非无稽之谈。

    那么,楚人的族谱似乎可以从别称高阳的颛顼写起了。无奈《离骚》的上述说法是附会,《史记》的上述说法是误会,附会加上误会,就失真愈甚了。这牵连到神谱的形成和变迁,不能不多费些口舌。(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12
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自然也是多元的。民族是在动的,是会变的,与此相适应,神话和传说也在动,也会变。

    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兼并,以及正统观念的形成,促使来源各异的诸多古帝实行纵向的整合,本来没有从属关系的有了从属关系,本来没有裔嗣关系的有了裔嗣关系,全不顾资历的深浅和神通的大小,总是强者为尊,后来居上。民族的流徙,国家的播迁,以及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的学说的确立,促使先已整合的诸多古帝实行横向的改组,易位者有之,变姓者有之,升者、沉者亦有之。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神谱,就是这么一个几经整合、改组的杂拌儿。这个神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饶有意趣的信息,但它所开列的古帝世系和位次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高阳的资格很老。《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太史克对鲁宣公问,列举了几位古帝,第一即高阳。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称高阳也罢,称炎帝也罢,都是太阳的化身。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从而接受了夏人的古帝高阳。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做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个“佐”字,用得相当贴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云云,证明楚人相信自己的始祖是听命于炎帝的。《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叙事求其古,用典求其雅,所以不称炎帝而称高阳。至于屈原把炎帝与祝融的主从关系说成祖孙关系,则是攀龙附凤的心态的流露。自从周代形成了正统观念,利用神话和传说来攀龙附凤是人情之常,三闾大夫也未能免俗。这对民族和睦、国家安宁有利,既无可厚非,又无须深究。

    高阳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彼此邻接。西周中期和晚期,姜姓的周人多数迁居“南土”,有申、吕、许、厉等国,他们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战国中期以后,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就被派定在南方火位了。

    颛顼与高阳原不相干,他是中原某个古代民族尊崇的天帝,后来被周人接受了。颛顼的神通是无与伦比的,把他看成宇宙的主宰也不算过分。然而他的神格相当模糊,甚至相当抽象。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在北方。《国语·周语》记伶州鸠说到周武王伐殷纣王之时,“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这就泄漏出颛顼的秘密来了。身为天帝,总在北方,而有莫大神通的,非北极星莫属。北极星高踞天顶,俯瞰尘寰。古人见到连同北斗在内的众星都绕着它旋转不息,它却纹丝不动,颇有临制四方的态势和气概,因而把它当做全天最尊之神了。其实,由于岁差,北极星不是守位不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α,先秦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β———《论语》称之为“北辰”。这北辰和邻近的二十来颗星一起,构成天宫紫微,全天最尊之神就住在这个天宫里面。既然全天最尊之神为颛顼,那么,颛顼即北极星便无可置疑了。周人构筑神谱之时,出于扬己抑人的心理,把自家的祖神黄帝排在颛顼的前面,不承认颛顼就是天上的北辰,只承认颛顼管着地上的北维,让他住在层冰积雪之地。由此,颛顼的真身是什么才显得不明不白。(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26
在楚人看来,高阳不是颛顼。《离骚》只说高阳,不说颛顼。

    《远游》,东汉的王逸以为也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既写到了“高阳邈以远兮”,又写到了“从颛顼乎增冰”,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在先秦的北方人士看来,高阳也不是颛顼。鲁太史克列举的古帝有六位,高阳居第一,颛顼为第五。

    高阳与颛顼合流,始于两汉。为了集中和统一,汉朝不能不这样。汉人对太阳的崇拜不像先秦的楚人那么热烈,对炎帝已比较冷淡,对高阳则相当陌生了。恰巧,作为地名的高阳在中原的北面,已经超出黄河流域,正是颛顼管领的地方,汉儒就把高阳和颛顼拉扯在一起,说颛顼以地为号则称高阳了。做得最彻底的是班固,他在《汉书·叙传》中称高阳、颛顼为“高顼”,这就再也拆不开了。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人把自家名声很大的始祖祝融摆进名声更大的炎帝谱系中去,借以表明自身是诸夏的一员,而实为附会。《史记》说颛顼即高阳,是汉人把旧的神谱改造得适合新的需要,借以显示四海的一统,而纯属误会。至于楚人的始祖,则既不是颛顼,也不是高阳,而只是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按,重黎即祝融。算辈分,祝融就是颛顼的曾孙了。此说出于经过汉人改组的神谱,不足为据。正像《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乃黄帝之孙,同样不足为据。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系。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捏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马克思论古代的希腊,曾说到“真正的氏族”和反映在神话中的“幻想的系谱”。古代的中国也这样,人们也乐于以荒诞的古帝世系来囊括真正的氏族乃至民族。假如见到有些文献说楚人的远祖是高阳或者颛顼而信以为真,那就是食古不化了。

    祝融的先人,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推到老童。《史记·楚世家》所谓“卷章”,是“老童”的讹写。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国公族的远祖,“老童”两字赫然在目。老童没有值得后人称扬的丰功,辈分虽比祝融高,名声却比祝融小,因而未能成为楚人奉祀的始祖。(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28
      祝融作为火正,早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已崭露头角
      楚国的观射父说他是颛顼的火正,周朝的太史伯说他是高辛的火正,太史伯比观射父早将近三个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采纳了太史伯的说法。高辛即帝喾、帝俊、帝舜,是东夷的古帝。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崇奉高辛的强大的东夷部落联盟,所以后世才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继夏朝而起的,是以追尊高辛的东夷为主体建立的商朝。商朝属于信史时代,而且已有成熟的文字、成熟的青铜文化、成熟的城市、成熟的国度。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商朝,所以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得以确立不移。

    如上所述,楚人的先民总是依附于强国大族。他们寄人篱下,实为势有所不得已而然。他们处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之中,只好以弱事强,以小事大。贬之者可以说他们朝秦暮楚,褒之者可以说他们弃无道而就有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道义的基本准则。楚人对炎帝的崇拜,是其先民同夏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楚人对高辛的崇拜,则是其先民同夏朝前的虞人和夏朝后的商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子弹库《楚帛书》说到了炎帝,也说到了高辛的别称帝夋(俊)。其中有“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一句,可证帝俊在楚人的信仰中已升格为天帝了。《离骚》推尊重华,重华是帝俊的号,足证屈原也崇拜高辛。

    传说时代的火正,降至商代称“师火”,及至周代称“火师”,总之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29
先说火正是怎样观象授时的。

    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土壤沃腴,农业兴旺。农业讲究时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概以时令为转移。时令的更换,一般民众只能凭物候的变化来识别,有天文知识的大巫则能凭天象的变化来判定。这样的大巫以重和黎两兄弟最为著名,号称祝融。上古观象,通常是在天刚黑的时候进行的。被观测的星,恰从东方升起叫“昏见”,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恰在西方沉没叫“昏伏”。黄河中游的春耕春播,以始于春分为宜。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

    大火,西名为天蝎座α,在中国古代的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它是心宿的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心宿二是颗一等星,而且有与众不同的鲜红颜色,非常容易辨认。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大火昏见恰好就在春分时节。火正观测到大火昏见,就可以发布春分来临的消息了。按,分至点在黄道上约每经71.6年西移1°,形成岁差。据此,由公元前2300年上推100年左右,在传说的高辛之世,大火昏见的日期仍在春分时节中,已可进行春耕春播,可见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未必无据。夏代晚期以后,大火昏见的日期比春分越来越迟,火正所观测的星就非改不可了。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约为商代的中期,春分时节恰好遇上鹑火南中,火正可以而且必须把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南中了。鹑火是二十八宿的柳宿,由一群等次不高、亮度不大的小星组成,状如鸟喙,因而又称“咮”,西名则属于长蛇座。鹑火本来与火毫不相像,它之所以被称为鹑火,想必是因为火正把它的南中作为春分来临的信号。楚人的先民大概曾任商朝的师火,商朝尊高辛为远祖,客随主便,臣随君便,因而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30
接着说祝融的第二项职责———点火烧荒。

    上古的农业大抵实行斧耕火种,相当于后世的刀耕火种。斧耕即伐木,火种即烧荒。一年的农事始于烧荒,人民为劳作而紧张,因憧憬而激动,把烧荒当做丰收的前奏,要举行欢快而隆重的仪式。

    《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是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出火烧荒的习惯无疑是在更早的时代形成的。由谁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种引到野外,点燃烧荒的第一把火呢?当然是那位责无旁贷的火正。到了季秋,大火昏伏之后,还要举行“内火”仪式,把火种收藏起来。(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32
最后说祝融的第三项职责———守燎祭天。

    《礼记·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是周代的燎祭。但燎祭的风俗早就有了。祭天要用牲,这牲就供在柴堆上。把柴堆点燃,让肉的焦香随着烟气飘飘摇摇冲向空中。天帝闻到香气,就算是接受献祭了。火正的任务就是布置、点燃和守护祭天的柴堆。

    祭天,当然包括祭大火和鹑火在内。

    前面已经说到,最早的祝融是重和黎两兄弟。《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分管的是天界之火,因观测鹑火南中,所以叫“南正”,黎分管地界之火,都是实实在在的火种、火把、火堆,所以叫“火正”。虽说有这个分工,但管的都是火,因此,把重和黎合起来,当做一个人,称之为火正,也是可以的。

    观射父还说,帝尧让重黎的后裔仍司重黎的职守,以至于夏、商、周三代。据《史记·天官书》,重黎的后裔在帝尧之世为羲和。

    据《尚书·尧典》,羲和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分管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这四位官员就是子弹库《楚帛书》所记奉炎帝命随祝融来到世上的四位神灵,按《楚帛书》的说法,他们不是祝融的后裔。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走样,这也是一例。《尚书·尧典》还记述了与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相对应的四仲中星———即鸟、火、虚、昴四星。按,鸟为张宿一,西名长蛇座α;火即心宿二,上文已指出其西名为天蝎座α;虚为虚宿一,西名宝瓶座β;昴为昴宿,西名金牛座17。据竺可桢研究,《尧典》所记四仲中星是商末周初的天象,不得远在无从考实的帝尧之世。《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到夏代的一次日食,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所谓“辰不集于房”,就是发生了日食。“瞽奏鼓”,就是由乐师敲鼓,其用意似与后世击响器驱天狗以救太阳相同。“啬夫驰”,是描写官员慌乱。“庶人走”,是描写民众惊恐。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则日食记录。伪古文《尚书》以为,情势如此严重,全是由于羲和饮酒误事,忘记发布日食预报了。今人研究,这次日食在仲康五年秋九月,电脑算出应为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综理有关的线索,羲和应在夏代,可以确认他们是重黎的后裔。至于四仲中星,则与他们无涉。羲和比重黎有了更多的天文学知识,能够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了。(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2:38
后世也有以为羲和是两个人的,如《扬子法言·重黎》说:“羲近重,和近黎。”按扬雄的意见,羲是司天的,和是司地的。这与《尚书·尧典》的说法不同,我们无须分辨孰是孰非,因为传说类似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歧变的。战国时代,关于羲和的传说愈出愈奇,变成神话,以为羲和只是一位天神。《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下了十个太阳。《离骚》则把羲和视为日御,即为太阳驾车的神。上古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被尊为神之后,竟变成十个太阳的母亲或者太阳的一个车夫,实际的功勋淹没在虚幻的神通之中,科学掩藏在想象之中了。

    文献资料表明,在传说时代,最早知名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是楚人的始祖祝融。

    我们的先祖力图在神话的混沌中建立某种秩序,在传说的龃龉中求得某种调和。同时,被释放出来的想象力任意奔突,以致在秩序中出现了新的混沌,在调和中出现了新的龃龉。我在这里所做的,是力求说明混沌和龃龉的来由,以期对楚人的先祖及其功业做出较为近实的介绍。(待续)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16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君先祖之名,其中有“酓”,就是鬻熊。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

    鬻熊的事迹,文献所记只有三言两语,后世乃莫知其详。他被誉为“贤者”,大概颇有见识,而且不无声望。《史记·周本纪》说:

    “西伯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个“鬻子”,就是鬻熊。

    按,辛甲大夫在商末为显官,散宜生在周初为重臣,鬻子在《周本纪》中被写在散宜生与辛甲大夫之间,可见非等闲之辈。

    《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这个“师”,容易使人误解为师保、师傅或者师氏,那官位就高了。其实,他只是火师,虽相当于传说时代的火正,但未必仍有观象授时的职司。后人有以为鬻熊是一位大谋士甚至大学者的,于是出现了伪书《鬻子》。《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楚人推尊鬻熊,把他当做一位大政治家兼大思想家,这是不悖于情理的,正像他们爱凤尊凤,因而把凤当做神鸟,当做天使,当做始祖的精灵了。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17
《鬻子》的班固著录本有二十二卷,估计是战国时代的伪作,《列子》和贾谊《新书》载录了其中的几篇,全书则已佚,原貌不可复睹。

    今传《鬻子》仅两卷,是清代叶德辉校辑本,第一卷是唐代逢行珪注本,第二卷辑自《列子》和《新书》。

    《鬻子》的内容是答周王问,问于鬻子者有周文王和周武王,似乎鬻熊活到了耄耋之年,至少是死在周文王之后的,仅此一端,便见其伪。《史记·楚世家》两次说到鬻熊死得很早,一次说“蚤卒”,一次说“蚤终”,总之没有享尽天年。周武王伐殷纣王时,据《尚书·牧誓》所记,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与周人联军,其中无楚人,鬻熊已不见踪影,足见说鬻熊死得早是可信的。严格说来,鬻熊只是商末人,不是周初人。《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所谓“子事文王”,意即事文王如子,这也表明他比周文王要年轻得多。

    尽管如此,鬻熊毕竟使他的部众在艰难竭蹶之中获得了生机,为楚国的建成谱写了序曲。他背弃丧失人心的殷纣王,亲附深孚众望的周文王,善于因时乘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大酋。他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表明他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宗教声望的大巫。

    鬻熊的部众聚居丹阳。这个丹阳应即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之地的丹阳,在豫西南,因位于丹水之阳而得名。由丹阳西北行入陕东南,过武关,越蓝关,到当时还是西伯的周文王那里去,交通尚称便利。丹阳一带是商朝和周朝鞭长莫及之处,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这使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17
《史记·周本纪》裴驷《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此说断不可信,因为时在商末,西伯还无权封鬻熊于楚。

    鬻熊之于楚国,有点像西伯之于周朝,虽非开国始封之君,却是肇业奠基之主。由此,在楚君奉祀的列祖列宗之间,鬻熊的地位仅亚于祝融,而季连、附沮和穴熊都相形失色了。

    鬻熊去世之后,周楚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隔阂,其缘由不得而知。周伐商,决战于牧野,南方好些部落都参战了,楚人却置身事外。如果周楚关系还像鬻熊在世之时那样亲睦,绝不至于如此。或许是因为楚人觉得胜负难卜,不敢孤注一掷,托词未去,但也可能另有原委,这就不便妄断了。

    鬻熊子熊丽继为大酋。《墨子·非攻》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按,睢山即雎山,后世称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主山在湖北南漳西北部近谷城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

    从鬻熊所居的丹阳到熊丽所讨的雎山,意味着从比较富饶的地方到比较贫瘠的地方,若非势不得已,实难出此一举。熊丽不顾旧乡故居之恋,不辞跋山涉水之劳,率部南走,应是出于对周人的畏惧。丹阳的东面有一个吕国,姜姓,与周室联姻。其酋长吕尚辅佐周武王伐灭殷纣王,功盖群臣。熊丽所部与炙手可热的吕国为邻,势难自安,丹阳又恰好位于从周都镐京通往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熊丽所部若不自动趋避,必招周人疑忌。雎山一带易守难攻,是避难的理想场所。后世魏晋之际有蛮族屯聚,以梅氏兄弟为酋帅,因险布防,以强悍著称。可想而知,熊丽选中雎山一带作为新居,是很有眼力的。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18
本帖最后由 白玉光 于 2016-4-19 17:25 编辑

上述微妙的周楚关系,由于周室内部一场戏剧性的误会的发生和消解,而戏剧性地好转了。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及其叔周公旦之间,据《史记·蒙恬列传》,大致是这样的:周成王初即位,尚在襁褓之中。上朝时,由周公旦背着他去。一度病危,周公旦为求神佑,剪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祷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这,表达了他甘愿代王受祸的悃忱。祷毕,把“沉书”刻在甲骨上,放在收藏文件的“记府”里。周成王长大后,有人对他说:“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周成王信以为真,怒不可遏。周公旦惧祸及身,逃到楚人那里去了。过不多久,周成王在“记府”看到了周公旦的“沉书”,猛然醒悟,流着泪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随即诛杀了进谗者,派人把周公旦接回镐京去了。

    周公旦所奔的楚,前人曾疑为卫国的楚丘。按,“楚丘”这个地名始见于春秋中期,虽在卫国境内,但不是西周卫国的都城所在,而且不得简称为“楚”。先秦因公族内部倾轧而出走的公子王孙,惯例是自窜于蛮夷之地。如商末周室的太伯和仲雍奔吴,西周晚期楚国的熊挚奔夔,还有叔熊奔濮。楚适在蛮夷之地,离周都不远不近,与周人的关系不冷不热,尚未受封,可谓化外,恰是逃祸的良好去处。周公旦所奔的楚,无疑是芈姓的楚。

    周公旦回镐京后,周楚之间捐弃前嫌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当时楚人的大酋是熊丽孙熊绎,他自然会受到周室的善遇。熊绎之父熊狂,事迹不明。

    《史记·楚世家》说:“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时,楚君才正式厕身于诸侯之列了。说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这是不错的。熊绎受封的时间,应在周成王中年,即公元前1010年左右。
楚国的传统,只有楚君能以“熊”为氏,凡未成君者有名而无氏。以熊为氏,始于熊绎祖熊丽。由此可想而知,熊丽虽未受封为国君,却可能已自立为国君了。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30
熊绎所居丹阳的地望,聚讼纷纭。或以为即鬻熊所居的丹阳,或以为在陕东南某处,或以为在湖北枝江的丹阳聚,或以为在湖北秭归的丹阳城,还有以为在安徽当涂的小丹阳的,诸说俱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辟”,作“避”解或者作“僻”解都可通。总之,熊绎所居的丹阳与荆山相近。荆山在湖北的西部,雎山的南方。熊绎所居的丹阳应在雎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城附近。说陕东南有熊绎所居的丹阳,纯属想象,与楚人早期活动于江汉之间的史迹全然不合。枝江的丹阳聚,得名可能早在先秦,见于载籍则在秦汉以后,其地近长江,不得谓之“辟在荆山”。它可能是熊绎四代孙熊渠开疆拓土之后,因有楚国公族移居而得名。秭归的丹阳城,据考古调查,不是先秦的城,而且附近无荆山可寻。

    它也称为丹阳,或许是因为熊渠子熊挚别封为夔子,其地在今秭归。

    楚人怀旧念祖,国都虽迁,其名不改,于是又多了一个丹阳。此风愈演愈烈,乃至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就可以称丹阳。当涂的小丹阳,是秦朝始置的丹阳县治所在,得名可能在楚怀王灭越国前后,大概当初也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但“阳”一作“杨”,或许本名“丹杨”,与楚人无涉。况且,小丹阳与荆山相隔太远,绝非楚国始都之地。
白玉光 发表于 2016-4-19 17:36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熊绎虽受封为楚君,但名卑号微。陕西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周初的有字甲骨,其H11··83(6··1)记着“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足证当时的楚君确实只是“号为子男”而已。至于“五十里”,当然不是实数,只是表明版图相当于末等小国。周成王把雎山与荆山之间的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周朝所封的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都在汉水以北。

    至于汉水以南的以及跨汉水两岸的诸侯国,都是被视为蛮夷的。

    熊绎似乎颇能为王事尽心竭力,他以恭谨勤劳换来了周朝的信任和楚国的安宁。周成王去世,周康王继位,熊绎仍克尽厥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吕伋是齐太公之子,王孙牟是卫康叔之子,燮父是晋唐叔之子,禽父是鲁周公之子。所谓有分无分,是指齐、卫、晋、鲁四国都有周朝分赐的钟、鼎、车、旗、鼓之类象征地位和权力的宝物,楚国却没有。这原在情理之中,子男怎么能同公侯比权量力呢?与周室非亲非眷的部落酋长怎么能同王亲国戚争多论少呢?熊绎是不敢存非分之想的,已是强国的大王的楚灵王可就要为祖先愤懑不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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